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是“掌握主动权”。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主动权，在理论上把错误思潮切实驳倒，并把理论队伍建设作为基础性工作。

　　近日，重读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简史》一书，很受启发，很受教益。对于掌握意识形态领域主动权问题体会尤深。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8月19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宣传思想工作要“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决不意味着放弃舆论斗争”。他还强调：“在事关坚持还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等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我们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党同志特别是从事宣传思想工作的同志发出的号召和政治要求。
　　对意识形态领域主动权，要引起高度重视。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现实环境下，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一场必须打赢的战争。主动斗争和被动应战，效果大不一样。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动权，对于斗争的胜利尤为重要。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贯穿于迄今为止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整部历史，或者可以说，一部国际共运史，既是一部政治斗争的历史，也是理论斗争和舆论斗争的历史。在不畏困难、主动斗争、坚决斗争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给我们作出了光辉的榜样。第一国际前期，马克思恩格斯开展的反对蒲鲁东主义就是一例。民族解放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争论的一个焦点。在伦敦会议上，马克思提议把工人阶级对波兰起义的态度问题列入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议程，蒲鲁东主义者却把民族说成是“陈腐的成见”，认为民族解放问题是一种倒退，讨论波兰问题是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当时蒲鲁东主义在欧洲还拥有不少信徒，对此，马克思是清楚的，但是马克思反对蒲鲁东主义的立场是坚决的，没有丝毫的犹豫。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批判了蒲鲁东主义的错误观点，把反对沙俄、恢复波兰民族独立的问题列入了第一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议程。马克思在反对蒲鲁东主义者的态度上如此坚定，究其根本，是马克思对蒲鲁东主义危害认识与高度重视，马克思曾尖锐指出：“蒲鲁东造成了很大的祸害”，受到他迷惑的，“首先是‘优秀的青年’、大学生，其次是工人”。
　　掌握意识形态的主动权，要在理论上把错误思潮切实驳倒。让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错误思潮的本质，这是掌握意识形态主动权的关键所在。错误理论和思潮往往善于伪装，貌似科学，貌似有理，带有很大的欺骗性和误导性。只有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立场上，保持强大定力和冷静头脑，透过现象看本质，去伪存真，才有可能揭露和驳倒它们。不得不说，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我们以《反杜林论》的诞生为例。当时为了揭露杜林的机会主义本质，在马克思的支持下，恩格斯全面地反驳了杜林在各个领域的谬误，恩格斯曾说，在写《反杜林论》时，由于“本书所批判的杜林先生的‘体系’，涉及非常广泛的理论领域，这使我不得不跟着他到处跑，并以自己的见解去反驳他的见解。因此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为马克思和我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而这一阐述包含了相当广泛的领域”。恩格斯把《反杜林论》的创作过程形象地比喻为“跟着他到处跑”，可见写作过程之艰辛，驳倒杜林之不易。实际上，杜林也的确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不是一个一戳即倒的“稻草人”，他当过律师，后任柏林大学讲师。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他就曾撰文攻击。19世纪70年代，他又写了《哲学讲义》《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讲义》等著作，狂妄吹嘘自己发现了“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与马克思以前的论敌不同，过去的论敌主要反对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原则，杜林却打着“革新科学”的旗号，向马克思主义发动全面的理论进攻。杜林不是一个普通的对手，不是简简单单就可以击败的。他是一个要从理论上击倒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无比自负的人。正因为杜林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德国社会民主党造成了严重威胁，李卜克内西才请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出面批判杜林。当时，恩格斯正在忙于写作《自然辩证法》，但是面对敌人的挑战，为了捍卫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恩格斯用了2年时间，写了一系列文章批判杜林，后来集印成书，就是著名的《反杜林论》。
　　掌握意识形态的主动权，理论队伍建设是基础。重读国际共运史，又增加一个突出的印象：一部波澜壮阔的国际共运史，一幕幕鲜活的历史活剧，一场场你来我往的理论交锋，都是由一个个正面和反面人物演绎的。正面的理论人物，如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灿若群星。反面理论人物当然也不少，否则历史就要重写了。意识形态斗争的特殊性，决定了理论人才的特殊重要性。我们需要的理论人才应该是这样的人：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广博的知识；他们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能辨别理论是非、揭露错误思潮、引导和鼓舞广大群众。战场上，战士的武器是枪炮。意识形态斗争是另一种战场，理论人才就是战士，武器就是手中的笔。从中国革命历史来看，两个战场从来都是彼此关联的。如抗日战争后期，面对日本即将投降的形势，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文，我们党很快就针锋相对地发表了《评〈中国之命运〉》，这是一个理论斗争与军事斗争相配合的例证。在解放战争中，根据当时政治形势发展，配合解放战争进程，毛泽东同志先后发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将革命进行到底》等一系列文章和谈话，这些舆论和理论工作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在前线的浴血奋战密切配合，大大加速了中国人民的解放进程。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同志深刻地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今天，面对国际舆论“西强东弱”的格局，面对国内社会思潮多元化的现实，党的理论人才培养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长期以来，存在着对理论人才培养重视不够的问题，这种局面迫切需要改变。广大理论工作者应切实增强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从高从严要求自己。自己不能轻视理论工作，觉得“己不如人”，也不能把从事理论工作仅仅当成一种普通的职业，没有神圣感的工作是失血和苍白的。要看到理论工作的特殊性，要认识到我们今天从事的理论工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捍卫，是对我们事业正当性和合法性的捍卫，要看到我们的工作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要力戒浮躁，不怕苦不怕累，博览群书，勤于钻研，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并能熟练运用之。要能针对错误观点，一针见血指出其谬误所在，彻底揭露其错误的本质所在。也就是说，要有真学问、真本事。有了一大批这样的理论人才，我们就不会在西方话语体系面前失语“挨骂”，就不会被一些错误思潮搅得束手无策，意识形态工作服务于中心工作的使命就会更好地完成，我们整个民族前进的步伐就会更加矫健、有力。